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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的青春,让红旗如此美丽

2019-04-04 16:26:51作者:杨雯 来源:宣传统战部 点击数:

  

从1906年成立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到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,再到公立四川大学农科学院、四川省立农学院、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……直至今日的四川农业大学,百十年来,无论校名如何改变,爱国报国一直是川农大人永恒不变的精神底色,红色基因在川农大的血脉中代代流传。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,川农大人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,革命浪潮中川农大的进步青年从未缺席。他们秉持坚定的理想信念,为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,抛洒一腔热血,奉献满怀赤诚,付出了最美的青春。

时值清明,我们谨以英烈们的故事纪念他们逝去的美好生命,走近他们的灵魂,传承他们的精神。

王右木: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

“五四”以后,进步运动和思潮不断深深影响着四川文化教育界。1920年8月,四川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者和四川党、团组织最早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王右木,来到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兼任经济学教员。他的到来,开启了川农大光荣的革命传统,为“川农大精神”中的“爱国”内涵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内容。

王右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理想,考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。留学期间,他与李大钊、李达等结识,与进步学者来往密切,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影响。

1918年秋,王右木以优异成绩毕业。回到家乡,他拒绝了填补省议员位置的机会:“我到日本留学,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。现在我从日本回来,当然是准备去革命的。准备和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一道,共同努力,摧毁这个吃人的黑暗社会。”

他以多所校园为基地开展活动,利用课堂深入浅出地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,宣传马克思主义。常听他的课,学生会潜移默化地逐步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问题,树立起革命观念。他经常教育学生关心政治,注意时局,多读《新青年》等进步书刊,不读死书。一次在我校课堂上,他抨击当时空喊“实业救国”的人:“中国政治问题不解决,经济问题也不可能解决,实业就没有前途!”受他影响,不少师生加入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,大量阅读社会主义书籍和《新青年》等进步报刊。

1921年冬,他指导成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,发展了一批团员,至迟在1923年上半年,我校成立了下属于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”的一个支部,成为当时四川省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之一。

1923年10月,王右木成立了党在四川最早的组织——中共成都独立小组。

1924年7月,他参加党的会议从广东步行回川,沿途进行社会考察和革命宣传,行至贵州境内不幸被当地军阀发现,遭杀害。

新中国成立后,1952年7月18日,毛泽东主席为王右木烈士家属签发了“光荣纪念”证书,纪念他短暂而伟大的革命人生!

江竹筠:热血铸忠魂

她是最英勇无畏的革命者,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心中的女英雄。

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,她坚贞不屈。为了革命的胜利,她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她就是江竹筠,小说《红岩》中“江姐”的原型。

江竹筠,原名江竹君,1920年生于自贡一个农民家庭。1939年,考入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。在这里,她在地下党员戴克宇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由于特务跟踪,她1944年转移到成都,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,就读于植物病虫害系,次年转入农艺系。

江竹筠进入川大的时候正是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兴起之时,党组织要求她以隐蔽为主,以普通学生身份做好群众工作,主动配合学校党组织,壮大革命力量。遵照这个要求,她既是本系学习最刻苦用功、成绩优异的学生之一,又是学生运动中最隐蔽的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。

江竹筠作为一般成员参加了“女声社”和“文笔学会”两个进步社团,进而成为党的外围组织“民协”的成员,但都没有担任领导工作。她避免在学生运动中处于显眼位置,而是密切关注着运动的整个过程,发现了问题就与同学以相互商量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,语调谦和,很有分量。

1946年暑假,为了配合丈夫彭咏梧的工作,经党组织决定,江竹筠不再回川大,留在重庆做彭咏梧的助手。离开川大后,江竹筠协助彭咏梧具体负责组织领导了重庆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,声援南京“五·二○”血案受害师生的学潮,同时还为市委地下刊物《挺进报》递送稿件和组织发行。

1947年秋,江竹筠和彭咏梧前往下川东组织武装暴动,牵制国民党兵力,开辟第二战场。此次暴动计划在初期取得了初步胜利,但随后遭遇了敌人的大量兵力围攻,彭咏梧在领导队伍突围时壮烈牺牲。江竹筠闻讯强忍悲痛,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继续在下川东战斗,主要负责组织联络工作,许多党员的信息她都掌握着。在1948年6月,由于遭到叛徒出卖,江竹筠在万县被捕。见她是女同志,敌人本打算在她这里打开缺口,没想到却遇上了最硬的骨头。在狱中她受尽了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,老虎凳、吊索、带刺的钢鞭、撬杠、电刑……甚至竹签钉进十指。面对严刑拷打,她始终坚贞不屈:“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,杀我的头,要组织(名单)是没有的。”她的不屈保护了下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和大批地下党员的生命。

1949年11月14日,重庆解放前夕,在国民党对在押革命者的大屠杀中,江竹筠牺牲在歌乐山电台下的刑场,时年仅29岁。

今天,滔滔嘉陵江似乎仍在吟唱难友们为江竹筠所作的诗歌:

你是丹娘的化身,

你是苏菲亚的精灵,

不,你就是你,

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!(葛文斯 整理)

胡其恩:一颗红心向着党

胡其恩1919年生于成都,自幼聪明过人,四岁入学后成绩一直极为优秀。中学时期,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。高中毕业这年,因不满学校为国民党反动官员举行纪念会,胡其恩和20多位同学奋起反抗,遭到开除。后在家长的严正交涉下,当局才让他以另一所较差的学校的名义毕业。

1939年胡其恩考入了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经系,两年后因父亲生病,家境困难而被迫辍学。在校期间,对《大众哲学》、《辩证唯物主义》等大量进步书籍的阅读,给了他革命的熏陶。

踏上社会后,胡其恩仍坚持追求真理,关心国家大事。1942年春,进入成都农民银行工作的他仍坚持订阅《新华日报》,认真学习毛主席《论联合政府》等著作,积极投入到“反饥饿、反迫害、争民主、争自由”的群众运动中。他把自己的宿舍叫做“解放区”,邀请进步青年前来收听延安广播,激励他们追求进步。在特务捣毁《新华日报》发行点后,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取报纸给朋友们看,让大家了解解放区和解放军的情况。

1946年初,胡其恩加入进步团体“成都职业联谊会”,常听知名人士作国内外形势报告,参加被蒋介石杀害的著名爱国民主战士李公朴、闻一多两教授的追悼大会,参加母校师生举行的反蒋、反美活动。他带头捐款给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,但公开反对为筹建蒋介石纪念堂举行的募捐。

他的行为遭到反动当局注意,1946年冬,他被调往南充工作,半年后又被调往重庆北碚地区。在特务多如牛毛,白色恐怖笼罩的重庆,胡其恩仍与成都的进步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。1948年4月9日,发生了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屠杀请愿学生的“四九”惨案。他写信慰问母校在惨案中被迫害的同学,对受伤住院的同学予以援助。不幸的是,他写给母校同学的慰问信被特务截获,他向香港书店邮购进步书籍的汇款单也被查出。1948年5月14日,胡其恩被抓进了渣滓洞监狱。

狱中的胡其恩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,即使在狱中最艰苦、最困难的时候,他也坚信“不要紧,一切都会好的”。正是这种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形势的清醒认识,支撑着他参加了狱中难友们的各种斗争。他还担任单线传递消息的秘密联络员,为共产党员余祖胜(《红岩》中的余新江原型)与难友们传递消息。

1949年11月27日,胡其恩和渣滓洞烈士们集体遇难。多少年过去,幸存的难友们仍清晰记得他传递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喜讯时,用“万炮齐轰”来形容伟大的胜利时刻,带给大家巨大震撼和鼓舞。那张洋溢着青春的脸庞,满带喜悦的神情永远留在了大家记忆中。

黄宁康:一生四次被捕的不屈斗士

黄宁康1905年生于岳池县一个小康家庭,在他44年不长的一生中为了党的事业,奋不顾身,曾四次被捕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,他都没有停止过对敌人的斗争。

1927年,他考入川大农科学院后,很快加入了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社团“协进社”,成为其中骨干。

1930年春,在少城公园举行的抨击蒋介石和地方军阀集会上,黄宁康带头高呼口号,带着游行队伍不畏密布的军警,一路向省政府前进。事后,黄宁康写文揭露军阀们血腥镇压学生运动,制造惨案的罪恶行径,并作为学联代表与当局交涉,但被恼羞成怒的军阀抓了起来。在成都大、中学生的抗议下,他才最终获救。

黄宁康的出色组织才能和勇于斗争的精神,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。经多方考察,黄宁康被吸收为共产党员,自此开启了他全新的战斗生活。

1932年,从川大毕业后,黄宁康被组织派往南充地区。他利用教师身份做掩护积极传播革命思想,发动群众,建立农会,开展减租减息、抗捐抗税的斗争,群众运动蓬勃开展。党组织因势利导,发动了轰动全川的“升钟暴动”。黄宁康却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,严刑拷打下,他仍坚守党的秘密。因找不到证据,几个月后敌人只好把他释放。

出狱后,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改派他到岳池发展当地党组织。他团结和发动青年,组织打击反动派统治的“反统考运动”,改组了岳池县党团组织并担任中共岳池县特支书记,使党组织趋于健全,战斗力更强。但这时,他又一次遭叛徒出卖。被捕后,黄宁康抓住叛徒弱点极力周旋,弄得叛徒在敌人内部很狼狈,最终让自己逃脱虎口。

黄宁康出狱后没找到党组织,被迫远走涪陵、垫江、长寿等地以社会职业做掩护。每到一地,他都一边设法寻找党,一边发动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,做抗日救国宣传,团结群众做斗争。因而每到一处不久,他总会被当局视为“危险分子”加以防范,借故解雇。

10余年后,1947年5月,黄宁康终于联系上岳池工作负责人蔡依渠,重回党的怀抱。在组织安排下,他一边做好统战工作,一边为即将发动的华蓥山武装起义做准备。他奔走南充和岳池之间,做中上层人士工作;他卖掉私产,为起义筹集资金、购买枪支弹药。

1948年,黄宁康因成功营救蔡依渠而被敌人侦查、监视,8月不幸被捕。在岳池狱中,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,血流满面,但他绝不吐露丝毫党的秘密。敌人抓来他的妻子,妄图以夫妻之情软化他的革命意志,黄宁康强忍悲痛,再三劝慰泪流满面的妻子:“不要为我难过,既然又落到他们的手里,不过一死而已。”

1948年10月,黄宁康被转押至重庆渣滓洞监狱,一个月后壮烈牺牲在11月27日的大屠杀中。他用44年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壮烈的奋斗之歌。(吴孟洁 整理)

何懋金:把青春献给党

从抗日救亡到解放战争,激荡的浪潮中总有他年轻的身影。32年的短暂人生里,他撞响华西坝的钟楼发出不屈的呐喊,他成立歌咏队歌唱新中国的黎明。他就是我校前身川大农学院农经系学生何懋金。

1917年,何懋金出生于万县河口乡,高中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,何懋金积极参加学校的“抗日歌咏队”,发挥能拉会唱的特长在校内外宣传抗日。寒暑假回乡,他又发动乡里的青少年学生组成“抗日救亡促进团”,教唱救亡歌曲,排演街头活报剧、画漫画、出版报,并到多地巡演,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、筹募捐款。

1944年,他抱着立志改革农业的愿望,考进内迁成都的金陵大学农经系。他与进步师生探讨中国农村经济问题,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籍,并在党中央派来的老党员带领下成为党的外围组织“中国民主青年协会”(简称“民协”)首批成员和积极分子之一。

日本投降后,他转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就读。在此期间,他发起成立“离离草社”,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籍、讨论时事政治、宣传党的主张。同一年,他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内战全面爆发后,何懋金一直秘密从事革命工作。1947年,他在校内发起成立“黎明歌唱团”和“秧歌队”并担任负责人。他出钱为歌唱团买钢板、蜡纸、纸张,选进步歌曲,组织积极分子分头印刷,还亲自去校油印室与工友一起摇油印机。他教唱《跌倒算什么》在同学们心中燃起了不熄的火焰。他们甚至在成都市区新新新闻大厦举办了一场反响热烈、远超预期的募捐义演,并因此被反动当局严重警告。

解放战争时期,作为川大党组织负责人之一,何懋金工作积极,在党内和同学中都有较高的威信。受组织委托,他还兼任“民协”领导工作,为党组织培养和输送有生力量做了许多基础工作。

“四·九运动”爆发时,何懋金是这次示威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之一。当川大游行队伍到华西协和大学时,该校进步同学被校方阻挡在教室里出不来。他爬上华西坝钟楼,撞钟鼓动,华大同学趁势冲了出来,与川大队伍汇合一处。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拒不接见学生代表并暴力镇压,进行新闻封锁。何懋金又带着通电和血衣、照片去重庆活动串联,争取全川、全国人民支持,大造声势。以强大的舆论压力,迫使王陵基不得不无条件陆续释放全部被捕学生,发放了平价米。事后,当局巧立名目传讯革命学生,何懋金又不辞辛苦,不怕牺牲,日夜奔走,掩护黑名单上的同学撤退。

同年7月,他受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派遣,回家乡以工作队形式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。他组建“川东工作队”和党支部,各工作队成员分头在各自家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运动。

1949年3月,因叛徒出卖,何懋金在万县河口被捕。他受尽了毒刑,致手残、眼瞎,但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,保护了同志。1949年11月27日深夜,特务们突然从牢房两头用机枪扫射。何懋金从上铺跳下来,伏在下铺难友身上,使难友幸免于难,自己则当场壮烈牺牲,年仅32岁。他一生虽短,却厚重无比,祖国和人民永不会忘记他为新中国奉献的热血青春。(席雨寒 整理)

张大成:坚如磐石的共产党员

在轰轰烈烈、慷慨就义的十二桥烈士当中,有这样一个普通的革命者。短暂的一生中,他默默为党奉献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。他就是张大成烈士,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44级学生,一名普通而又了不起的共产党员。

张大成来自郫县(今郫都区),1944年考入我校植物病虫害系,翌年转入农艺系。一向嫉恶如仇的他,很快投入到如火如茶的爱国学生运动中,同时参加了当时校内重要的进步社团“自然科学社”和“时事研究社”,并被同学们选为“时事研究社”社长。

他渴望加入党组织,但当时学校党员少,活动隐蔽,于是1946年夏他经同学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。1947年,张大成的二哥在国民党“六二”大逮捕中不幸被捕。他得知后没被吓倒,反而主动请战,把二哥曾领导过的郫县民盟小组和读书会重新加以组织和发展,一边兼顾郫县民盟工作,一边在学校参加斗争。

1948年秋,张大成毕业回郫县简明女中教书,一面对广大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,一面团结有正义感的教师与地方封建势力斗争,因此遭到当局解聘。但很快,张大成的二哥领导过的民盟小组和读书会又被他重新恢复起来,革命地下活动日益发展。

川西地区党组织注意到了张大成的革命活动,派人联络张大成。他开始为党工作,并于1949年5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宣誓时他热泪盈眶,表示要为党献出一切。此后,张大成根据组织指示,到灌县(今都江堰)中学任教,在该校设立联络点,接待成都与灌县间来往的党员。他团结进步教师,合办英语刊物宣传革命理论,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性质和党的正义事业,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,还油印了两期小报,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。

1949年8月,因有党员出事暴露了灌县中学联络点,张大成撤退不及,于10月12日被国民党灌县特委会逮捕,很快押送成都,监禁在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监狱。

特务严刑逼供,妄图从他身上打开口子,破坏岷江上游一带的党组织。但就算用尽了各种酷刑,甚至打断了他的一条腿,也未能从他口中得到丁点有用情报。面对这位坚强如磐石的共产党员,特务们束手无策。拷打无效,他们又假惺惺告诉张大成,只要写份“悔过书”就可以出狱,张大成却丝毫不为所动。1949年12月7日深夜,成都即将解放的前夕,张大成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就义于成都外西十二桥畔。

张大成的坚贞不屈,保护了岷江一带的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岷江支队,使之未受任何破坏,后来成为配合了川西地区解放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杨家寿:用热血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

1945年秋,22岁的杨家寿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畜牧组。家庭经济困难的他在学校常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,过着简朴的生活。

杨家寿入校后,立即被正在兴起的革命学生运动吸引,先后参加进步学术团体“离离草社”、“黎明歌唱团”和“自然科学研究社”,成为其中活跃分子,并被接受为党的外围组织“中国民主青年协会”成员。

在学院,他组织起“十人读书会”,阅读革命书刊;其他同志一起,建立级理事会,把同年级80来个同学都团结起来。在他的组织下,农学院的进步力量在斗争中壮大起来。

1949年春为迎接解放,杨家寿4月底毅然放弃即将举行的毕业考试,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离校下乡。临行,他一样东西都没拿,不露迹象,一个人悄悄奔赴新的战场。

他被安排在邛崃县西北临济乡工作,开始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,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。不久,他又被派到烈属家里充当雇工,他学着下田栽秧、喂猪打杂,还常访贫问苦,扎扎实实地做群众工作,很快打开了当地农运工作局面。

邛崃临济地区是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活动的主要地带。党组织先后多次派同志来此地加强工作,建立中心工作组,杨家寿也是中心组的领导者之一。后来,他又担任了游击纵队下属的“名邛大队”副指导员,负责整训队伍,配合解放军战斗。此后,他先后参与了和保安团、地方恶霸、国民党残部等势力的激战。一次次战斗中,他身先士卒,带头参加突击队攻打碉堡;面对大股敌军的炮火猛攻,他率部英勇反击。

1950年川西各县相继解放,他被任命为邛崃平落区副区长,开展征粮剿匪,建立新政权的工作。每天只有两顿盐巴拌饭支撑着他白天跑路,晚上开会,生活极其艰苦。他眼里布满血丝,双脚长满冻疮,仍扶着手杖坚持东奔西走干革命。邛崃历来土匪特别多,此时土匪与恶霸地主、袍哥势力勾结作乱,他们仇恨杨家寿,悬赏大米二十石捉拿他。

1950年1月22日,土匪发动暴乱,邛崃县城被围。杨家寿等率领的队伍被好几股土匪包围,当天不幸在老乡家中被搜捕的土匪发现并杀害,时年26岁。

杨家寿牺牲的消息传到农艺系同学中,大家同声哀悼,每年老同学集会都要回忆他。同学们在他当年的照片后题词:“他创造了人民的春天/他却在春天里长眠”。

曾廷钦:人民的好女儿

1923年,曾廷钦出生在井研县一个破落封建家庭中。哥哥参加革命活动留下的日记是她的革命启蒙读物。当1945年秋,她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时,正是校内进步学生运动活跃之时,这对于从小就受进步思想熏陶的曾廷钦来说,无疑是人生的重大转折。

通过与农学院进步同学接触,她逐渐加入到了革命学生运动中,成为了进步学术团体文艺研究会的会员。1947年冬至1948年春开展的“助学运动”中,她被编入以“文研”会员为主的助学队,连续几星期参与宣传讲演和义卖,深入街巷逐户宣传。曾廷钦很瘦弱,但她从无丝毫懈怠,大家劝她休息,她坚决要和大家一起战斗,很好地完成了任务。

1949年夏,川大党组织根据川康特委指示,派已毕业的曾廷钦以高笋乡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,到沐川马边河据点工作,到农村去发展和组织群众、迎接解放。她勤恳踏实地在师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教育,经过群众工作的实践和考验,她被吸收为中共党员。

10月,上级党组织指示要在沐川马边河一带组织革命武装,以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截击国民党部队溃逃残部,实现马边河地区和平解放。根据组织安排,曾廷钦12月初来到党领导的革命武装——川西南军区所在地舟坝师范学校,参加了革命武装的准备工作。不久,她又接受安排,到沐川县城向县委报道。考虑到她瘦弱,县委领导本打算留她在县城机关工作,但她坚决要求到基层去。就这样,她被分配到了四区征粮工作队,到高笋乡做群众工作,深入乡村宣传《共同纲领》《约法八章》,使当地在和平解放后,保持了平稳的局面。

1950年春节后,征粮工作亟待展开。而高笋乡的恶霸、匪首等也在蠢蠢欲动,暴乱的图谋日见端倪,气氛日趋紧张。2月中旬的一天,工作队在高笋小学召开征粮工作大会。恶霸们暗地里把高笋小学和各个场口包围起来,并且突然上前把工作队同志捆绑起来,拖到外面早挖好的土坑前。大家毫无畏惧,沿途义正辞严地怒斥匪徒。恼羞成怒的匪首下令先把两个外地同志杀害,接着又对曾廷钦等威逼利诱,妄图使其屈服。没想到,瘦弱的曾廷钦面对屠刀竟毫无畏惧,还冷静地大声安抚在场群众:“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了全中国,人民的江山稳如泰山。”同时正告匪徒:“只有向人民缴械投降才是出路,血债要用血来偿还。”黔驴技穷的匪徒终下毒手,将曾廷钦残忍杀害并推下深坑。

壮烈牺牲的曾廷钦此时年仅27岁,在场群众无不痛哭失声。今天,沐川烈士陵园有她大义凛然的塑像,在她的家乡井研,人们总会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纪念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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